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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雄白的漢奸身分容或會有爭論，但他保存與發掘汪政權史料的功績則是不容抹煞。「當第一次交稿給他時，為了興趣索然之故，既未裝上篇名，也未決定用何筆名，不料出版之後，才看到他竟然為我代裝了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』那樣不倫不類的題目，又為我起了『朱子家』這個筆名，真使我啼笑皆非，但黑字印在白紙上，事已成事，要改也無從改起了。」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經歷豐富著作等身1959年7月始陸續刊行單行本，1964年2月全書4冊殺青。數十年間再版5次之多，並於1960年翻譯成日文。以後又不斷增訂補充，以《汪政權實錄》合訂出版，1965年合訂精裝本再版後，改為《汪政權始末記》。在華人社會一紙風行，在海外引起很大轟動。學者胡志偉認為「這部7、80萬字長篇回憶錄，是研究汪政權的第一手史料，在系統研究汪偽史領域，比大陸與台灣學者起步早幾十年。雖然內容不乏自我吹噓隱惡揚善之處，定位也局限於一家之言和片面之辭，但歷史真相正是必須在無數片面之辭中組合發掘出來。金雄白的漢奸身分容或會有爭論，但他保存與發掘汪政權史料的功績則是不容抹煞。」「此書缺點在於因為在刊物連載，大多急就篇，沒有統一大綱；綱目之間纏結凌亂，敘事前後倒置，內容多有重複，文字也比較拖遝。」金雄白在書中自序也說：「在連續寫作期內，因為忙於筆債，事前既沒有預先擬定一個大綱，更以記憶力減退，參考資料全付闕如，……。到每期《春秋》最後截稿期，就隨便抓上一節往事，完篇塞責，所以前後每多倒置，次序也見凌亂。」「又因我力求想做到信實，僅就親見親聞的事實為根據，每以孤陋，失之瑣碎。假如有一天還能重回故土，將以餘年蒐集資料，重為改寫，這只有期之於渺茫的將來了。這一本書，只能說是我參加汪政權的個人回憶錄，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紀念，假如謬承讀者以史料相視，將會愈增我的慚愧。」《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》連載完畢後，金雄白又根據在日本遇到川島芳子（金璧輝）的胞兄金鼎志的口述資料，寫成〈肅親王與川島芳子父女〉，後來出版單行本，改名《女間諜川島芳子》。1960年9月《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》在日本時事通信社的《世界週報》連載完畢，出了單行本，改名《同生共死之實體─汪兆銘之悲劇》。因有此淵源，金雄白被該通信社聘為駐港特約撰述員，前後達11年之久，每年幫他們寫一本書，所以金雄白在日本出版的書，有《中共之內幕》、《中共之十大問題》、《中共之外交問題》各1冊，《中共之經濟問題》上下冊，《文化大革命》3冊，每冊都在20萬言以上。又因時事通信社的關係，接受內外情勢調查會暨外交知識普及會邀請，自1961至1967年止，每年一次到日本巡迴演講，1968至1971的4年間，又改為春秋兩次，足跡遍及東京、大阪、京都、神戶、名古屋、橫濱、前橋等各大都市。1971年5月30日金雄白應聘於日本時事通信社，離開香港抵東京，但僅3個月時間，就脫離了工作11年的這家新聞社。從1971年9月至翌年9月，整整1年並無工作，成為異國的無業遊民。之後因長谷川才次另行創辦一家內外新聞社，要他為該社出版的各種刊物，撰寫稿件，稿酬以外，既不必到社辦公，還可坐領乾薪。1973年9月30日他返回香港，應姚立夫之邀，擔任《港九日報》副社長兼總編輯及總主筆3職。但為時極短，金雄白說：「僅僅經過幾個月，自己覺得我對《港九日報》是一件道地的廢物，即對立夫來說，也徒然增加他一層精神負擔，知難而退，乃毅然於1973年11月上呈請辭，信內有兩句表明我態度最重要的話說，是：『為盡友誼而來，為全友誼而去。』」於是1974年3月14日，他再度踏上日本，回到內外新聞社，每月為《世界與日本》周刊寫一兩篇有關中共問題的專論，每月另外單獨撰寫一份〈中國觀察〉單頁，有時也寫印1、2萬字的小冊。笑罵由人不待身後1974年他的《記者生涯50年》開始在香港《大成》雜誌第10期連載，迄於1977年6月第43期止，前後2年又10個月，共68章，幾近30萬字。金雄白認為那只是一部浮生雜記而已，他說：「70餘年的歲月，一彈指耳，回念生平，真是如幻如夢如塵，在世變頻仍中，連建家毀家，且已記不清有多少次了，俱往矣！留此殘篇，用以自哀而自悼，笑罵自是由人，固不必待至身後。」1985年1月5日，金雄白病逝日本，終年81歲。他曾說當他在青壯之歲，寄身於全國最繁華十里洋場，恣意愜心，優遊度日，一切紙醉金迷之地，鶯啼燕叱之場，幾無日沒有他的蹤跡。在同一時期他僱有3位名廚烹調，擁有5輛汽車代步，可說是席豐履厚。抗戰勝利後，因「漢奸」罪名，讓他身受縲絏之災，家遭籍沒之痛。而1952年在香港經商失敗，3年中不僅饔餐難繼，也遭盡了親友白眼與詬辱。他的一生，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傳奇。（全文完）